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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(大家手笔)
信息来源:人民日报
 发布时间:2018年01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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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文化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灵魂。文化兴国运兴,文化强民族强。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强盛,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。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,首先需要深入研究中华文化,不断探究中华文化精神。
 
  研究中华文化,就要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和发展的过程性。中国幅员辽阔,各地域板块、各民族群体都为中华文化发展增添了不同的文化要素,共同铸就了中华文化的辉煌。比如,少数民族的大量文学作品,就给整个中华文化增添了不少光彩。以史诗为例,中原文化由于受孔子“不语怪力乱神”的影响,史诗和神话传说得不到完整记载,散落成为“碎金”状态,以致黑格尔说“中国没有史诗”。但是,如果把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计算进来,中国就是史诗的富国和强国。《格萨尔王传》是藏族史诗,有六十万行以上;蒙古族的《江格尔》、柯尔克孜族的《玛纳斯》,也有十几万、二十万行。南方和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神话史诗、民族起源史诗、民族迁徙史诗,数量达几百种之多。因此,研究中华文化、探究中华文化精神,要从整体上考察中华文化。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,也要善于从整体上利用好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。
 
  中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既呈现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的文化品格,也有自大封闭导致落后的遗憾,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并汲取经验教训。汉唐时代,中国具有一流的综合国力和文化实力,张骞开通丝绸之路,唐朝大规模汲取外来音乐,“南海舶”“西域舶”和日本“遣唐使”的船队络绎不绝。这种开放带来的繁华,使得中国人以汉为名,叫做“汉人”;以唐为字,叫做“唐人街”。然而,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北京进贡自鸣钟、世界地图时,《明史·神宗本纪》中只记一句话:“(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)大西洋利玛窦进方物。”万历皇帝只把自鸣钟看作洋玩意儿,把世界地图绣成壁画来欣赏。当时的统治者只知享受西方文明却不思吸收借鉴西方文明,导致潜在的取法西方发展科技和工业的契机无声无息地滑走了。到了18世纪,尽管清朝乾隆时期《四库全书》以乾嘉考据学的功力展示了中国数千年博大精深的学术文化史,但可惜当时的体制不能使科学研究与创造发明相结合,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依然浪掷于以八股求利禄之中,无法开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。历史一再证明:开放包容则兴,自大封闭则衰。中华文化的发展不仅来自对本民族文化的充分自信,更是注重与世界其他优秀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果。正是在近代付出惨重代价后,中国人的精神在压抑中爆发、在挫折中提升,终于迎来中华文化的新发展,也迎来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。历史启示我们,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需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。
 
  作为学者,我们研究中华文化、探究中华文化精神,切不可坐在书斋里,而要植根大地、连通地气。精致的瓷碟只能培育出绿豆芽,广阔的大地才能生长出参天大树。学术研究也是如此。为此,有必要提倡“五学法门”,即眼学、耳学、手学、脚学、心学。所谓“脚学”,就是要坚持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注重田野调查,以双脚丈量写在大地上的中华文化血脉。就算研究中国传统文学,我们也要用好“脚学”,通过田野调查形成“文学地理学”。这种方法接地气,可以形成文学与地理关系上的“七巧板效应”。通过田野调查,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的少数民族史诗属于草原史诗、高原史诗、山地史诗,因而不同于古希腊的海洋城邦史诗、印度的热带雨林史诗。当然,注重田野调查并不是说可以忽视深厚精深的材料文献,研究中华文化需要以丰富的文献材料为支撑。
 
  (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杨义)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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